1月30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鱼鹰”级扫雷艇、“鱼叉”导弹、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等武器，总价值近64亿美元。

　　随即，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等部门纷纷向美国提出抗议和交涉。在该消息宣布的17个小时内，中国迅速宣布了四项反制措施。

　　这是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决定对台售武。受此干扰，于2009年刚刚“回暖”的中美军事交流必将受到严重影响。而以此为标志，奥巴马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反制美国对台军售？如何更准确地判断中美两国、两军之间关系的走势？《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和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柯春桥大校。

　　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和困扰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美国曾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承诺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对台军售。但之后却不减反增，多次公然违背承诺。2008年10月，布什政府宣布64.63亿美元对台军售，导致中美两军交流中断。

　　审视此番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爱国者－3”反导系统等先进武器赫然在列。而在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推动中美关系实现平稳过渡，迎来良好开端的背景下，美国为何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悍然挑衅，意欲何为？

　　柯春桥分析说，首先应看到，美对台军售是一个老问题，奥巴马选择此时也在预料之中。国际金融危机之际，美担心中方抛售美国国债，加强与中国合作。而进入 2009年四季度后，美国经济大幅回暖，奥巴马随即在1月27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表示“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表示要显示其“肌肉”。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对台军售表现出的新特点。”柯春桥分析说，从历史上看，历次对台军售，都是中美两方设法避免正面冲突，而台湾想要把美国拉下水。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在两岸关系处在平稳改善阶段、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发生的。这充分体现出美国在两岸关系上的心态，希望通过此次售台武器，体现美在两岸关系上的影响力，不希望在两岸关系总体向好发展趋势的大局中被边缘化。这更加深刻地说明：对台军售始终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深深的疑虑与防范意识，此次售台武器就是这种意识的鲜明体现。而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又具有重要的地位，美方意在以台湾为基点，采取更多防范措施，加强对东亚的牵制，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

　　第二，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阿富汗反恐、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缺乏有效进展，美国国内强硬派和舆论质疑，美国在这些涉及中美交互的领域表现欠佳，应归咎于对华政策偏软。因此，借此次对台军售表达其强硬立场。

　　第三，不能忽视美国的国内因素。当前，美国经济虽有缓和，但目前其国内失业率仍为10%，这直接导致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同时，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这次牵扯到的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其经营状况都非常不好，对台军售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美国内军工企业的不满，并直接拉动美国国内8000人就业。这也表明，奥巴马沿袭了美国历届总统以国际问题转移内部危机的手法，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就是通过对台军售等问题展示强硬姿态，以争取国内军工企业、劳工团体的支持，所以台湾就成为其重要目标。

　　“美国选择在此时对台军售，其出牌的时机和牌力都是经过计算的。”罗援认为，从时机上说，美国避开了奥巴马访华、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等时间节点，选择了现在这样一个相对的空档期，以力避中方对其指责；而从美国售台武器清单来看，虽然64亿美元的总额不变，但台湾方面求购的F-16战斗机和柴电潜艇都没有纳入。这说明，美国的行动仍有节制，对中方反应仍有顾忌。

　　他分析说，美国始终把对台军售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棋子，其意图不外乎三点：以对台军售来困扰中国，干扰中国和平崛起；拿对台军售来赚中国人的钱；拿对台军售来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意图再延续中国内战。虽然，美国提出来的台海两岸政策是不统不独不战，实际上核心是不统，就是用对台军售问题来阻止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和平统一。

　　不过，无论从经济账，还是从政治账来算，罗援都认为，“对台军售美国是得小利而失大义。”美国应在其战略利益天平上重新衡量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量，孰轻孰重。

　　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美双边贸易额在过去30年里增长了130倍，双边贸易额到2008年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超过590亿美元，中国在美也有大量债券投资，是美国最大债权国。“无论从市场份额、订单数量，还是国债持有量来看，都远远大于售台武器的金额，因为对台军售而失掉中国大市场的许多份额，这种得失，一看即明”。更重要的是，奥巴马上任伊始就表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若为了对台军售惹怒了13亿中国人，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政治信任感将大大下降。“所以说，美国在道义上的失分远远大于其获得的经济利益，因小失大，若因台湾问题而触怒了中国，那么，美国付出的代价远比得到的要更大。”罗援说。

　　作为售台武器的买方，罗援认为，台湾的反应是一喜一忧：喜的是美国同意向其售军火，也可因此缓和此前“美牛”事件的紧张，同时，亦可讨好岛内绿营；忧的是两岸关系可能蒙上阴影。

　　罗援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售台武器事件的后果是，毒化了两岸和缓的氛围，破坏了两岸互信，对两岸和平统一造成了新的障碍。

　　朱成虎分析说，在美国售台武器清单中的“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值得关注，因为“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是目前最新型的反导系统，其配置新的预警雷达具有360度全向扫描能力，最远探测距离达400公里。这使它具有引导其他中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进攻的能力。若这次买卖成功，就意味着台军具有了更先进的防空兵器，也意味着美国将其防御系统预警体系前推到了台湾，台湾成了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预警能力大大增强，其军事部署已经前推到我国东南沿海，这是在严重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有可能引发两岸军备竞赛。

　　罗援说，台湾花64亿美元买到的其实并不是安全，而是危险。美国借助台湾将其军事部署前推，必将迫使我军采取应对措施。台湾花64亿美元，实则是花冤枉钱，替美国国内缓解就业压力，替美国人买单。台湾以为花钱买武器拉住美国，寻找到保障，实际并非如此。美国却通过售武将台湾当做棋子，置于炮灰位置。因此，罗援提醒说，台湾其实是花64亿美元买到一个危险，应当早些警醒。

　　“美国对台军售，实则是加大了两岸统一的代价和成本。”朱成虎说，其实，两岸统一的简洁方式就是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最小的付出只是一句话，而不是动辄花数十亿美元购买军备。”

　　针对此次美国对台军售，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台办等同时发出强烈抗议，国防部外事办公室领导还奉命召见美国驻华使馆国防武官，可谓前所未有的高调。

　　对此，罗援认为，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是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中国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在他看来，此次中方强烈反应原因有四：

　　一是我方早已将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利益关切告知美方，沟通透明，但美方却明知故犯；二是2009年中美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对话，奥巴马有意推动两国关系重新向“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方向迈进，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但美方却没有兑现承诺，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三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签订了三个《联合公报》和两个《中美联合声明》，而美国在30多年间，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中国底线；四是去年底，在美国宣布执行布什时期售台武器计划的3天里，中方曾先后5次表示强烈反对，但美方都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因此，此次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增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也随之增强。”罗援认为，中方未来针对美国售台武器所采取的表态、行动会越来越强硬，“这是国家实力上升的必然。”

　　“从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总体战略未变，解决对台军售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方实行的反制措施也需做好长期准备，不能是对方对台售武一次，我们反制一次，而要把反制措施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加以综合考虑。”朱成虎说。

　　“对台军售是一项综合性措施，触及到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我们的反制手段也不应仅局限在军事方面，而应采取一套标本兼治的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战略组合拳。”罗援建议。

　　他说，对此需要与美国进行一次战略对话，加以清算。因为“八·一七”公报是美国对中国作出的郑重承诺，特别是第六条讲到，不寻求一项长期对台军售的政策，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前几年的水平。而中美建交前几年，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只在2亿到4亿美元间，而且从质量上看，当时美国售台的导弹仅为“霍克”导弹，而现在不仅数量上不减反增，诸多先进武器亦赫然在列。

　　朱成虎认为，首先需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清理涉及台海两岸问题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法律条款：

　　一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正是多年来美国借以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依据之一，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祸根。而实际上，《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企图以美国国内法修改或抵消美国在具有国际条约性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这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与台湾关系法》既不能超越国际法准则，不能代替、更不能高于中美联合公报，也不能与中美联合公报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与台湾关系法》不仅不能成为美国片面处理涉及中国主权与中国内政事务的有效文件，更不能成为以售武形式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合法依据。

　　二是美国里根政府在签署“八·一七”公报之前对台的“六项承诺”。即：对两岸统一不设时间表；在售台武器之前不与大陆磋商；不当两岸的调解人；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承认台湾的主权；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进行和谈。“实际上，这‘六项承诺’双方都没有签字，等于是一纸空文，和《与台湾关系法》一样，本身不具合法性，本身理不直气不壮，但总被美国拿来当作挡箭牌，被台湾拿来当作定心丸。”罗援建议对此需要一并清算。

　　三是清理美国国会《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这一限制两军在12个领域开展交流的法案。“可以先易后难，先急后缓，通过战略对话，对美国涉华的文件、法律法规列出清单，逐一清理。”朱成虎认为，“这些障碍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起来尚需过程，但希望美方能认真、妥善照顾中方的关切，信守发展两军关系、两国关系的承诺。”

　　“美国必须兑现对中国人民的承诺，要对它所说的‘逐渐减少，直至最终停止对台军售’的承诺负责，要制定出一个路线图，给出一个时间表，制定一个量化标准。”罗援认为，除了督促美国履行“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外，反制美国的措施应标本兼治：

　　从治本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要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已经缓和的情况下，美国再次触犯我核心战略利益，也给我方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制、采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其2010年国防预算报告中‘追加战争拨款’的做法，明确提出因为台海威胁，增加军费投入。”罗援建议，也可以借鉴2007年俄罗斯应对美国在捷克、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调整我方的军力部署。在地缘政治上，我方也应加强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加大军事交往。朱成虎补充说，美国售台武器，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军事设施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也逼得我方不得不加大国防投入，调整部署。

　　从治标的角度看，罗援建议，一是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找准美国的软肋，加以反制。二是可以旁敲侧击、暗渡陈仓。现在中美之间是利益攸关者，在许多利益上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可采取抛售部分美国国债等经济手段进行制裁。三是制裁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如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四是采取不合作态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中美两国现在已是“同舟共济”的关系了。这就如同两个人在划船，美国先打乱了步骤，我们也要打乱步骤。 “中国要提醒美国人，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中国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却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我们手里也有许多牌可打。”柯春桥认为，对美国既可以进行“软反制”，也可以进行“硬反制”。软反制包括中断中美两军关系，表达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抗议；硬反制则是在美国有求于中国合作的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不过，他同时也提醒，需要客观认识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对美反制措施放在一个长期战略的考虑中。

　　“特别是在两军交流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美国对中美两军交流的热情很高，希望了解中国军事实力，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也力推两军交流，我方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对于我方有利的军事交流可以进行；凡是对我不利的，就可中止；对双方都有利有弊的，可先缓缓。”朱成虎主张采取战略博弈的态度对待。

　　“总的原则就是要‘有理、有力、有节’。”罗援说，“有理”，我们已经占领了道义制高点，是受害者，是后发制人；“有力”，就是出手要狠，要打到痛处，让其知道在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有节”，就是要掌握好出拳的时机和力度，设计好组合拳的出拳套路，分寸拿捏得当。

　　此次军售也势将影响两军刚刚恢复的军事交流。2009年10月，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问美国，因2008年10月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售台武器而受到严重干扰的中美两军关系得到了恢复。今年年内，双方已安排了一系列新的交流活动，包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实现互访、中美军舰互访等。这次对台军售获批，无疑会严重影响这些预期进行的交流活动。

　　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前景来看，朱成虎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损人不利己”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破坏了双方的互信度，将影响和阻碍两军之间的交流，影响未来中美两国在反恐、气候变暖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同时，中方也可能会推迟美国感兴趣的合作，比如进行核战略交流、增强军事透明度等。

　　朱成虎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多，“这不足为奇，也是双方关系成熟的一个表现，并不是坏事。”但同时，他指出，需要看到的是，台湾问题的长期存在是美国对华战略大框架下的必然结果，所以要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长远看，美国的全球战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他将其概括为：依托两约(北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立足两洲(亚洲和美洲)、控制海洋、扼制中俄、独霸世界。

　　“当前中美关系仍然趋稳，对抗因素亦会增加，但不致出现分裂，不会导致战争。”朱成虎看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新崛起大国必然受到既有大国围堵的规律，以及中方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拓展自身利益的客观需求、美国政府以及军方对华态度差异等多个因素，导致中美之间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更广阔的战略和全球意义。”柯春桥认为，尤其是在世界仍未走出金融危机，同时还面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时候，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既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世界安全与繁荣。

　　在罗援看来，当前美国面临“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机、两大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两大核危机(伊朗核危机、朝鲜核危机)。这些都事关其核心战略利益，美国都需要在这些方面得到中国的理解和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发展中美关系，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美方要克服国内鼓噪，摒弃冷战思维，负责任地履行承诺，成为了多位受访专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