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梁光烈，四川三台人，1940年12月生，1958年1月入伍。曾任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中共第13、14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5至17届中央委员，上将军衔。

积极开展全方位军事交往

2008年4月28日，阳光明媚，五星红旗在八一大楼迎风飘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与苏里南国歌声中，我为来华访问的苏里南国防部长弗尔纳尔德举行欢迎仪式。这是我任国防部长以来，正式接待的第一个外国防务部门领导人。我和弗尔纳尔德举行了会谈，他表示中方平等待人，多年来向苏提供了无私援助，是他们的真诚朋友，对此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希望两军逐步扩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弗尔纳尔德诚恳的话语令我感触很深。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建立军事关系，在109个国家设立武官处，有98个国家在华设立武官处，每年派出150多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有200多个外军代表团来访。我军的对外交往，实现了由高层友好交往为主到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由双边交往为主到双边与多边并重，由一般性军事专业交流为主到全方位对外交流的历史性转变。我感到，这种大好局面是我们开展全方位军事外交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军事外交贯彻国家对外方针政策，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不论军队建设先进、落后，我们都积极与他们开展交往，坚持平等协商，推进互利合作。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军高层互访、院校交流、机制性交往方面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中俄两军互信合作持续深化，务实交流深入发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协调配合得到加强。今年，我们先后与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了国防部直通电话，开辟了战略沟通的新渠道。与欧盟国家的防务交流与对话积极发展。我们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军队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健全边海防磋商和会谈会晤机制，妥善处理领土、领海、海洋权益争端，保持了周边安全稳定。

国与国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有了解，才能信任；只有信任，才能合作。我军努力拓宽互信交流渠道，与美、俄、英、法、日、澳、南非等22国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其中，我与蒙古、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的防务安全磋商机制是 2002年以后建立的，对于有效提升我与周边主要国家的军事互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和多边对话，是新时期我国军事外交的一大亮点。近年来，我军先后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西太海军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等机制，在反恐、救灾、维和、海上安全、边界联合巡逻等领域开展了有效交流与合作。今年5月，我率团赴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于2010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上合组织反恐军事演习。会议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防部合作协定》，是我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多边防务安全领域的法律文件，是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并对我军按国际惯例稳步推进防务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并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在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军事变革中，从总部到各大单位、从部队到科研院校，许多部门、许多领域、许多同志都围绕军队建设重大课题，积极与外军开展各层次的专业技术交流。这些军事外交活动，不仅促进了武器装备建设的快速发展，而且进一步解放了思想，让我们具备了世界眼光，提升了战略思维能力。

军事外交始终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开展的。毛泽东主席、邓小平主席、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都非常重视军事外交，共和国的领袖们亲自审定重大活动方案，在百忙中会见来访的外军重要领导人，并在首脑外交中积极推动对外军事关系。其他历任军委首长对军事外交工作也高度关注，亲力亲为。近些年来，军委郭伯雄副主席、曹刚川副主席、徐才厚副主席先后访问了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南非、坦桑尼亚、巴西、古巴等国。陈炳德总参谋长、总政李继耐主任、总后廖锡龙部长、总装常万全部长及其他军委委员也参与了许多重要外事活动。这些高层交往活动，对于强化双边军事关系基础，推动交流合作，乃至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尽管它们在军事外交历史时空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在天坛博物馆，陈列着一只青铜鎏金编钟，它是明永乐年间制造的。这只青铜鎏金编钟背后有一个故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驻扎在天坛，掠走了包括一套16只青铜鎏金编钟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1901年，一位名叫道格拉斯的英军少校从抢劫的这套青铜鎏金编钟中偷走了一只，带到了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将其陈列在印度一骑兵团军官俱乐部里。后来，有一位服役的印度青年乔希，知道了这只编钟的身世，心里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将这一珍贵的文物归还中国。数十年后，乔希成为印度陆军参谋长。1994年他率印度军事代表团访华时，携带着那只鎏金编钟，并亲手将这件特殊的礼物交给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万年，了却了他的夙愿。这只鎏金编钟的故事成为中印两国两军友好关系的一个佳话。2005年，我出访印度时，以鎏金编钟的故事为例赞扬了中印两军关系，赢得了印度军方高层领导人的普遍共鸣。印度朋友与我们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继续推进两军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对外军事交往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时也会经历风雨考验。到总部工作后，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直接参与谋划和部署了我军多项对外交往。其中，对中美、中日之间军事交往在曲折中发展的历程，印象尤为深刻。

中美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发展两国军事关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十分重要。但是，布什政府执政之初，中美两国关系比较曲折，特别是2001 年4月“撞机事件”之后，除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会晤没有完全中断外，两军交流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面对困难局面，我们在中央对美方针的指导下，沉着冷静，积极应对。此后不久，美国发生“9·11”事件，中国政府迅速在反恐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中美关系出现了转圜。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与布什总统就恢复和发展两军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美军事关系打破坚冰，恢复往来。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活动猖獗，直接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中美两军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复杂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两国着眼大局，保持了两军关系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胡锦涛主席多次与布什总统会晤，共同推动两国军队扩大交往、发展关系。2003年10月，中央军委曹刚川副主席出访美国。这是1996年以来中国国防部长首次访美，也是布什政府执政以来中方访美最高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这次访问十分成功，促进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2004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空军上将访华。同年10月，我作为总参谋长访美，中美两军总长（参联会主席）实现了互访。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作为总参谋长，我参与了有关接待方案的研究。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不仅向他开放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率机关——第二炮兵司令部，而且还安排他同中央党校学员进行了座谈，参观了军事科学院和颐和园。在颐和园，拉姆斯菲尔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共处一园，并邂逅了一些美国游客。在中国能与普通老百姓随意交流，使这位在国内需要严格保安的国防部长颇感意外。访问结束时，拉姆斯菲尔德发表公开谈话，认为中国军队发展、改善武器装备、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正常的，美中两军应求同存异，通过院校教育、人员往来、军舰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军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2006年7月，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应邀出访美国，并在美国防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防现代化”的演讲，获得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美国媒体评论道，郭副主席以“军人的坦率、幽默的语言”激起了一阵阵掌声，称这位平和又不失锋芒的将军，明确无误地传达出希望加强中美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的声音。美国驻华使馆前武官麦利凯表示，郭伯雄的演讲像美国所说的“军人外交官”的表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这次访问起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标志着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近年来，中美军事交流不断扩大，在反恐、防扩散、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为深化中美安全关系、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国内总有一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企图利用“台湾问题”等遏制中国。美方一方面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却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今年10月3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3”型反导系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6项武器装备，价值64.63亿美元。美国的这些作法，严重违反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严重背离了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的共识，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也严重干扰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我们随即提出了严正抗议，采取了应对措施，中美军事关系发展面临新的考验。

对于中日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人们总爱用“政冷经热”来评价。其实，“政冷”与其他因素相比对两国防务交流的影响更严重。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我军一度停止与日本的高层交往，双方关系陷入低谷。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后，中日关系实现了转圜。最近两年多来，从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 ”，到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再到日本福田康夫首相的“迎春之旅”，直至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展现出回春后的勃勃生机。中日高层的防务交流也随之逐步恢复。2007年8月，中央军委曹刚川副主席应邀访日，双方防务部门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就加强双边交流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标志着两国防务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加强与日本自卫队中青年军官的交流，是推进中日防务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2008年7月2日，军委徐副主席在八一大楼会见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暨中青年军官代表团一行时，强调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是中国劳动人民为安全防御修建的，体现了一贯的战略防御文化。日方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徐副主席的会见亲切感人，谈话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人受益，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开放、自信、友好的形象。

舰艇互访是军事领域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标志性。尽管早在2000年就已提出了中日舰艇互访的事宜，但经过多次推迟，直到去年中日关系呈现良性互动的形势下，互访才被正式提上日程。2007年11月，我国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成功访问日本。作为回访，日本海上自卫队“涟”号驱逐舰也于2008年6月访问了广东湛江。“涟”号驱逐舰还带来了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的食品、卫生用品和毛毯等救援物资。两国舰艇互访，引起了多方关注，互联网上网民更是反响强烈。我们始终认为，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邻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友好来之不易，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倍加珍惜和爱护。同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应抱有信心和耐心。

中欧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虽然我军与欧盟实体没有直接的军事往来，但与欧盟各成员国军事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不容回避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尤其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在西藏、台湾、人权、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断对华施压，对中欧增进战略互信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顺利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今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后，西方一些媒体大肆炒作所谓的“西藏问题”，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干扰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行为。9月份，我以国防部长身份正式出访意大利、德国、白俄罗斯和匈牙利。在意大利，我与拉鲁萨国防部长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不出所料，他委婉地表示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说：“部长阁下，我们对西藏的情况非常了解，进行过细致的研究，来前也作了周密的资料准备。”之后，我以翔实的数据和事例为支撑，重点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揭露了达赖集团搞分裂的本质。意方普遍反映，我们讲得很有说服力。国防部长拉鲁萨明确表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意方无意干涉。在德国、白俄罗斯、匈牙利，我也主动介绍了西藏情况，得到了善意回应。匈方还主动索要了我所准备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材料。我感到，中欧关系的发展不存在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等政治障碍，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持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只要本着和平、发展的理念增进了解与信任，双方交往中的一些不解和疑虑是会消弭的。

展示开放自信的军队形象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理解，但也有个别国家对我军的正常发展充满疑虑，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我们出访时，常常能听到“中国是否谋求地区霸权”、“中国军费有多少隐性开支”之类的疑问。一些国外媒体还时常出现对中国军队建设的不实报道。向世界说明中国军队，搞好与国际社会及外国军队的沟通，增加互信，减少疑虑，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任务。

2007年11月5日，美国防部长盖茨来华访问，我们邀请他到军委领导办公室交谈。这让盖茨本人及美方代表团人员感到惊喜与意外。在融洽的氛围中，宾主双方的交流坦诚而务实，给盖茨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事后向中方接待人员表示，“很难想象，居然进了你们军委副主席的办公室，我很兴奋”。

向来访的外军领导人开放军委领导的办公室，是我军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今年9月13日，陈总长在出访塞尔维亚时接受该国媒体《政治报》的书面采访，回答了有关我国防建设、核力量以及奥运安保等一系列热点、焦点问题。《政治报》单辟一个整版，配以陈总长的大幅图片，全文发表了采访内容，引起塞尔维亚舆论界的强烈反响。

适当向外国军事人员开放我军训练演习情况，是我军加强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措施。2003年8月25日，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国家的 27名观察员，在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观摩了北京军区组织的“北剑-0308U”演习。这是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组织实施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向多国开放旅级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第一回向多国开放我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反响。2004年9月，我军又两次邀请多国军队人员，分别观摩了“ 蛟龙-2004”、“铁拳-2004”演习。2005年9月、2007年9月和2008年9月，我们又先后3次邀请多国军队人员分别观摩了“北剑 -2005”、“勇士-2007”和“砺兵-2008”演习。这些观摩演习，由旅、师到跨军区，规模越来越大；邀请国家、人员越来越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比如“砺兵-2008”就邀请了36国共113人前往观摩，创下了观摩国家最多、观摩人员最多、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纪录。后来，实地组织演习的同志向我报告说，在场观摩的各国代表团及观察员对演习的火力协同、指挥控制印象很深，纷纷评论演习贴近实战、协同密切，参演官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同时在演习背景设置、评估方法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应该说，这些活动树立了我军开放、自信、透明的良好形象，达到了促进部队建设、深化对外务实合作、增进交流的目的。

发表国防白皮书，是阐释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增进与各国军队互信的重要方式。1998年以来，我们已经发布了5版国防白皮书，保持了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统一。建立国防部权威信息发布平台，也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和中国军队的有效途径。2007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同年9月，决定设立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今年以来，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会同有关部门，围绕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八一”建军节、美售台武器等，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了新闻发布，国内外舆论反响很好。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2007年2月1日，胡主席访问利比里亚，在蒙罗维亚检阅、看望了在这里承担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我维和部队官兵。他走进维和官兵宿舍，同战士们亲切交谈，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常给家人报平安，让家人放心。胡主席欣然为维和分队题词：“忠实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号召大家努力做“和平的卫士”、“友谊的使者 ”和“现代化建设的标兵”。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军官兵参与维和行动给予的最高褒奖。

从1990年我国首次派出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至今，我军共参加18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1063人次，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2008年10月，我第8批赴刚果（金）维和官兵荣获和平勋章，我首批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荣获和平勋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中国维和部队在黎以战争期间表现出色。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格诺访华时说，联合国需要纪律严明的部队，中国派出的恰恰是这样的部队；联合国需要专业技术强的部队，中国派出的恰恰是这样的部队。

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之时，成员国6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成员国在安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合作相继展开。其中，加强联合反恐演习，是上合组织在防务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

“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演和“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演，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05年8月18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会议厅，我与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大将在举行战略磋商后，面对中外媒体共同宣布：“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开始。这次联合军演为期8天，分战略磋商、沙盘推演和实兵演习3个阶段，两国军队近万人参加。两栖登陆演习那天，大雨滂沱，乌云密布，我披着雨衣站在主席台上眺望海上，心中很有一些担忧。然而，训练有素的两军官兵表现出了过硬的能力素质。一艘艘战舰破浪而来，一架架飞机穿云而出，一辆辆坦克涉水攻坚，一队队士兵冒雨冲锋，一个个目标被准确命中、被摧毁，现场观摩演习的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我的心中顿时激动不已。事实上，这次演习背景设置复杂，战场环境模拟真实，演习难度很大，它的成功凝聚了我们多少个日夜的辛劳啊！在现场观摩的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说：“中俄两军参演官兵没有辜负期望，他们高水平的军事素质为两军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演习结束后，外电纷纷评论：这场演习是中俄两军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是一场高水平、高层次的联合军事演习。

2007年8月中旬，“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中国乌鲁木齐和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两地举行。这是首次由上合组织全体成员国武装力量参加的联合反恐军演。胡主席对这次演习高度关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军委郭副主席、曹副主席、徐副主席亲临现场视察指导。8月9日，我在乌鲁木齐主持了演习的战略磋商演练，签署并向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各方总导演颁发战役训令。随后，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委托，我宣布演习正式开始。演习开始后，我们采取铁路输送、空中运输、空中转场等方式，组织实施了我军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成建制、多兵种、携带重装的跨国长途机动，锻炼提高了我军战略投送和战役机动能力。在车里雅宾斯克，我们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演练了火力打击、特种攻击、机降破袭、空降突击等作战行动样式。胡主席和普京总统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及6国国防部长亲临观摩指导，极大地鼓舞了参演官兵的士气。演习的成功举行，有力地推进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军事合作，提高了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的协同能力。

此外，近年来我们还与其他国家军队举行了20多次联合演习或联合训练。比如，与巴基斯坦、印度、泰国等周边国家举行双边陆上联合演习、联合训练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与美、英、法、澳大利亚等国军队举行了海上搜救演习，等等。

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上升，各国纷纷开展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我军适应这一形势，积极参与国际灾难救援行动。2002年3月25日，两架满载救援物资的中国军机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向饱受战火、疾病之苦的阿富汗人民带去了急需的医药、医疗设备、文具、办公用品等援助物资。这是我军首次对外实施人道主义物资救灾援助。此后，我先后15次向印度洋海啸、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南亚地震和菲律宾泥石流等受灾国人民提供了救援物资。以北京军区某工兵团为主组建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又名中国国际救援队），先后参加阿尔及利亚、伊朗、印尼和巴基斯坦的地震救援行动。在2003年阿尔及利亚地震救灾中，中国国际救援队不顾频繁发生的余震，艰难高效地开展工作。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的官员称赞，“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成为国际搜索救援舞台上一支宝贵的力量。”合作是双向的。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难救援中，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宝贵援助。从5月18日至6月14日，共有美国、俄罗斯、比利时、韩国、塞尔维亚、黑山、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新加坡、德国等17个国家防务部门向我们提供了物资和现汇援助。

30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激荡人心；30年军事外交创新发展，成果丰硕。这些成绩的背后，活跃着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的军队外事干部队伍和驻外武官队伍，凝聚着全军官兵的智慧和力量。回首过去，我深切感到，今天的军事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展望未来，我无比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的军事外交一定会谱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